最近，很多政府文件或者某些学者发表的文章中都说中国的亚洲象数量在过去30年增加了多少多少；随着人象冲突报道的增加，也有很多人说中国野象的数量已经有300多头了，所以，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做得太好了，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控制其数量的问题云云。

　  我从10年前开始从事亚洲象栖息地和行为生态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所了解的事实并非人们想得那么简单。80年代以来，我国境内野象的数量的确是增多了，一方面可能是自身种群的增长，另一方面是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缅甸由于保护措施不利造成野象的栖息地大量丧失；以及猖獗的盗猎压力，如老挝，因此造成很多跨界象群最终栖身我国境内。即使如此，通过我们研究组10年的工作，包括传统的野外观察和分子标记重捕的方法，我们估计中国野象数量也仅有160-210头之间，远没有某些人所估计的那样多。然而，在野象数量增加的同时，栖息地内人口的数量也明显地增加了。以西双版纳州为例，目前西双版纳州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2.16%，显著高于我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1.07%）。同时，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常驻人口已经超过3万，保护区内的人口数量也达到2万多人。

　  过去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每年可以在新开辟的农田上种植粮食，而其它土地可以进入轮歇状态，但是它的前提是人口数量小，可利用耕地的面积大。现在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土地已经成为极其有限的资源。人们只能在这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地精耕细作，以实现更多的产出，这也使亚洲象对耕地的位置和所耕种的粮食适口性产生了行为适应。每当不同的作物成熟的时候，象群就会光顾固定地区大肆取食。在云南思茅市（今普洱市），玉米成熟从南往北有一定的时间差，当地长期游荡的一群野象也会按照玉米成熟的时间从南向北一直吃下去，结果造成当地老乡只能与野象竞争，赶在象群到来之前提前收获。在某些地区由于象群密度较大，往往还可能造成颗粒无收。此外，保护区周边很多农户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大面积种植橡胶、柑橘、茶叶和砂仁等经济林木和作物，一方面不断蚕食仅存的原始森林，直接威胁到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也阻断了亚洲象正常的迁徙通道，使野象被迫寻找新的路径迁徙，往往造成踩踏庄稼、毁坏林木等新的经济损失，而且损失额更大。据统计，1991年仅西双版纳州由于大象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16万美元，到2002年象损额达到297万美元。

　  在亚洲其他国家，人象冲突的情况也随处可见。据不完全统计，仅印度每年大约有200人被亚洲象踩踏致死，每年也大约有200头野象因人象冲突而被猎杀。在亚洲，很多国家视象为神灵，人们虽然对象神顶礼膜拜，但是在对亚洲象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面前，对象的崇拜与景仰也就荡然无存了。

　  面对日益升级的人象冲突，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某些人认为保护区仅保护了森林，却忽视了象的问题，建议把保护区内的森林适当采伐，以改造成适合野象栖息的环境。我认为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所保护的主要是中国仅存的季风性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也就是说除了亚洲象以外它还保护着该生态系统中高度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因此，砍伐森林的做法是不合法、不可行、也是不科学的，并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象冲突的问题。其实，人象冲突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类的活动占据了野象原本栖居的环境，使野象适宜的栖息地减少了。而保护区周边很多原来适宜野象活动和取食的干热河谷已被开垦成农田，种上了野象喜欢吃的农作物如玉米和水稻，这就好比在大象的家门口支起了餐桌，招引大象前来取食。既然采伐保护区内的森林的方法不可取，那么，在链接西双版纳破碎化野生动物生境的生态廊道上，通过栖息地改造、适当的林火管理（如开展计划烧灼），以改善生态廊道的栖息地质量，从而为象群在保护区间迁移创造条件是非常必要而可行的。

　  也有人提出以象养象，就是捕捉野象来进行人工饲养，通过人工饲养繁育的方式扩大人工种群，从而保护亚洲象。我认为这也是不可行的。首先，亚洲象是社会性动物，每个群体内每个个体彼此间都有亲缘关系，是基于家族血缘建立起来的群体。在自然种群中，小野象可以跟母亲学习很多生存的技能，同时受到整个象群的保护；同时幼象之间的游戏行为又可以增加彼此的熟悉程度，进一步加强未来象群的社群关系。而利用人工繁育的方法，可能会增加个体的数量，但是如何解决饲养种群的个体间彼此的社会性联系、如何建立较为自然的社会性群体，仍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另外，亚洲象的繁殖周期较长，雌象的妊娠期在22个月左右，一般从出生到性成熟并参与繁殖要12—14年。这样一个较长的繁殖周期，加上人工饲养成本原本就较高，这都给人工饲养亚洲象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目前，在亚洲其他国家，所谓的家象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工繁殖驯化的亚洲象，而是从野外捕捉到野象后家养的结果。虽然很多圈养亚洲象都可以繁殖后代，但这些圈养繁殖出来的个体，几乎没有成功回归野外的先例；而西双版纳在过去的20年间也没有一例将捕捉的幼象养到成年的成功先例——救护或从野外捕捉的幼象无一幸免地都早早夭折。事实上，在人类长期圈养下的亚洲象个体往往会对人类产生依恋，同时也缺乏野外规避危险和野外生存的一些重要技能，而可能会首先选择人类活动区附近活动，取食庄稼等农作物，造成新的人象冲突，这在印度、缅甸、泰国等有着长期驯象历史的国家都很普遍。

　  总之，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个可以根本解决人象冲突的办法。传统的防象沟、电围栏等希望把人和象彻底分开的做法，实践证明并不是完全行之有效的。同时，任何试图把维护人的利益和保护动物的行为彻底分割开的做法也是不可能的。2003年我在Biological Conservation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人象冲突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本着如何通过帮助当地老百姓发展替代经济和提供生活水平的办法，争取他们参与到保护亚洲象的工作中来。同时，在研究了解亚洲象的生态习性等科学知识的前提下规划生态走廊带，保护亚洲象现存栖息地，在适宜的地方以退耕还林的方式开辟野生食物源地来吸引象群远离人类聚居区。更重要的是，国家应该建立健全的补偿机制，特别是针对野生动物造成农民损失的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以经济补偿结合基金和技术扶贫等措施来解决野象分布区及其周边社区百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如果只提供救灾款和补偿资金，那将是个无底洞，政府永远都补不过来。

　  因此，如何将国家有限的保护经费和补偿经费建立起长期、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以资助解决当地群众替代农业生产的途径，才是缓解人象冲突的根本办法。

　  作者简介：

　  张立，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IUCN亚洲象专家组成员。中国动物学会副秘书长，兽类学分会常务理事。

正在通过公路的亚洲象

文章原载： 《雨林故事》电子杂志